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

悼念岑才生

岑才生與報業
黃仲鳴

■《報紙》。作者提供

前《華僑日報》老闆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,於4月27日早上逝世。聞者惜之,我更是黯然。

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我曾在《華僑日報》兼職。這「兼職」實是怪得很,不用上班,也非報社職員,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《華僑》編半版副刊。那時版名曰「群英會」,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耘;可惜,才哥(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,雖然他年長我們很多)對財是相當緊手的,包版是給一筆錢,由主編自行分配,包括稿費和編輯費,製作則由《華僑》負責。包版費不高,自是請不到「真.英雄」助陣,但也搞得有聲有色。直到《華僑》轉讓《南華早報》,那才壽終正寢。

記憶中,每日的黃昏,我都跑上《華僑》發稿和編稿,逗留一至兩小時。有時得遇才哥,都寒暄幾句。我曾多番請他為「群英會」提點意見,他總是笑口吟吟:「不錯啦。編輯自主,你鍾意點搞就點搞。」這就是才哥的本色。

這「本色」其實害了他。《華僑》晚近幾年,就是在他的「編輯自主」下,同日一張報紙,同一篇鱔稿每見於不同版面,才哥居然不炒魷、不責怪、不整頓。《華僑》質素,自是每況愈下。

才哥太好人了。這是華僑人的評價。當年每上《華僑》編輯部,都感受到一片平和,一片輕鬆的氣氛。我坐在其中,變得十分慵懶,十分的舒適。

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。

有人說,才哥太子爺出身,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,是不懂辦報的,他只是老闆,不是報人。這說錯了,才哥是真正的報人。

才哥留學美國,讀經濟學,得碩士。1945年入《華僑》營業部,從低做起;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;1957年出任經理;1985年任總經理。到1986年父親離世,才接任社長。

才哥歷經營業部、編輯部,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,這可見於1955年出版的一部名曰《報紙》的書,封面作者署何建章、歐陽百川、吳灞陵、岑才生。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,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輯,歐陽百川和吳灞陵是編輯。吳灞陵開篇寫〈報紙之史的發展〉,佔三頁;何建章寫第三章〈論記者工作與修養〉,佔兩頁;歐陽百川寫第四章〈編輯工作概述〉,佔兩頁,都是篇幅甚短之作。其餘四章〈香港報紙的組織〉、〈報紙出版程序〉、〈什麼是新聞〉、〈怎樣讀報〉的長文,都由才哥執筆。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貌,插圖亦多。在印製技術開始躍飛的上世紀90年代,這部描述傳統報館運作的《報紙》,實在是一部史書。吳灞陵說:「今日(按:指50年代)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條件下邁進,其理論與實際,可從這部《報紙》窺其全貌,因為作者岑君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,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,其深入淺出的寫法,大有助於讀者對於報紙的了解。」確然。

才哥去矣。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「最仁慈的老闆」。

《文匯報》二O一六年五月三日)

緬懷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
也替《華僑日報》歷史問題說句公道話

鄭明仁

《華僑日報》與香港一同度過多個歷史時刻。(網上圖片)

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先生於2016年4月27日在養和醫院安詳離世,享年94歲,新聞界同人深表哀悼。岑才生的辭世,代表着香港報壇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,也代表着由岑家創辦的《華僑日報》(《華僑》)正式成為歷史。

岑才生父親岑維休1925年6月創辦《華僑》。岑維休領導報社經歷了省港大罷工、抗日戰爭、日軍佔領香港、國共內戰、六七暴動、香港前途談判等歷史時刻,每個時期《華僑》都首當其衝,有榮也有辱。

日佔時期《華僑》的所作所為,令岑維休於戰後成為箭靶,一度遭國民政府當作「漢奸」通緝,主辦此案的國民黨黨官企圖一舉吞併《華僑》,岑維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護,並得到徐復觀代向蔣介石求情才逃過大難。《華僑》背負着這個歷史恥辱包袱走了好幾年才走出「通敵」陰影。筆者這篇文章是在緬懷岑才生先生之餘,也希望替《華僑》被指在日佔時期的「通敵」行為說句公道話。

牽頭創立報業公會

岑維休於1985年12月逝世,岑才生即正式接掌《華僑》。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後,岑才生已進入《華僑》營業部工作;1949年他到英國三家報社實習時遇見何東爵士(何東家族在香港經營《工商日報》),何建議他回港後創立團結各報的公會組織,以便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。岑才生回港後與父親商量,結果《華僑》和《工商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南華早報》於1954年成立香港報業公會。公會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報業組織,岑氏父子對公會貢獻良多。

《華僑》是報壇的「少林寺」,很多報界知名記者編輯都是出身《華僑》,他們都感念「才哥」(行內人對岑才生的稱呼)給他們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。《華僑》最為人稱頌的是其「讀者救童助學運動」,多年來籌得近億元善款,受惠兒童150多萬人次,受資助學生逾15萬人。岑才生熱心公益之餘,沒有忘記過去的「舊夥計」,每年年底都會「擺番幾圍」敍舊,他本人一定出席。

筆者與岑才生相識於八十年代,我們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「吹風會」上碰頭,每次見面都是行色匆匆,沒機會詳談。1991年《華僑》賣盤給《南華早報》營運,至1995年1月12日停刊後沒有機會再見面,直至2014年3月,筆者受香港新聞博覽館委託訪問岑才生,作為館藏香港新聞口述歷史一部分,久別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,思維仍非常清晰,對《華僑》每個階段的歷史都能清楚憶述,惟對日佔時期的《華僑》事情就輕輕帶過。因為筆者當時正在研究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歷史,之前已在圖書館和檔案館搜集了不少資料,欠缺的是《華僑》老闆現身說法。筆者其後兩次私訪岑才生,總算有點收穫。

首先,岑才生回答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前,《華僑》為何不停刊撤走,以至成為附敵的工具?岑才生說:「當時港英政府要求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,因為市民需要報紙報道最新消息,如果那時所有報紙都撤走,人心會更加不穩。」筆者翻查當年報紙發現,根據香港《大公報》12月3日報道,當時主要的中西文報紙均向港英政府表示,在戰事發生時也絕不停刊,繼續為市民服務。《大公報》這樣報道:「港府欲詳知本港中西報在戰事發生時,是否繼續發行,供給本港市民閱讀,昨特託遠東情報局轉徵各中西報章意見,據悉:西報方面,一致表示無論如何困難,仍繼續出版,中文報方面,昨日亦全數答覆,謂決繼續努力,絕不停刊,計有大公、華僑、工商、星島、國民等報,均接到港府之詢問,彼等均作上述答覆。」上述報章確能遵照承諾堅持出版到最後一刻,但《華僑》於最後一刻過後仍猶豫不決,最後便淪入敵手。

究竟岑維休當時不離開香港是出於什麼考慮?岑才生說:「家父沒有說得很清楚,但我估計當時是考慮到幾百員工的食飯問題。」在危急存亡之際還惦記着員工的生計,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。無論如何,《華僑》留下不走,從此便走上附敵之路。

社論副刊迂迴抗日


綜觀香港在日佔三年零八個月期間,《華僑》在輿論上確實做了很多為日敵張目的事實,這是不容否認的;然而,筆者站在更廣闊的角度去研究該段時期的《華僑》,發現《華僑》不盡是媚日,反之,從該報副刊一些內容以至部分社論和編輯的標題,往往可看出「迂迴抗日」的弦外之音。

岑維休曾經多次因為《華僑》的出位言論而被召往日本憲兵部「照肺」,筆者在此不贅。我的論文〈日據時期香港報紙「附敵」問題研究──香港華僑日報的個案分析〉副本已分別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,可供索閱。在日敵眼皮下,《華僑》岑維休和編輯們能走到這一步已不簡單。因此,我們在責難《華僑》附敵之餘,是否應該考慮到它也有積極的一面。

筆者引用1946年6月8日《華僑》社論:「本報過去工作概略──為祖國服務為民眾服務是我們一貫立場」作為總結:「……香港力竭投降後,全港僑胞陷於長期的黑暗時代,而本報亦經歷一最艱苦最難堪之時期,本報雖被挾持出版,但全體同人始終絕不動搖,日惟以維護難胞生活,解除淪陷區內同胞之苦痛為立場對象,雖經敵報道部不斷利誘威逼,迫使承認汪逆政權,赴粵開辦報社,及更易華僑日報名稱,然同人等始終堅持不屈。反之,且以抗戰必勝,建國必成,敵人必敗,軸心最後必告崩潰之堅定信念,從字裏行間上,新聞位置上,社論特稿上,版頭插畫上,利用我國文字之奧妙,與編輯手法,隨時隨地以巧妙方式,暗示於廣大讀者之前,以增強其信念,而奮發淪陷區內受苦民眾之精神。此種舉動,致為屢被敵憲兵部與報道部傳訊之原因。但敵方鑑於本報有全體民眾為後盾,得全港僑胞之擁護,故雖屢屢出以禁止出版,亦將本報幹部人員拘禁處死等危詞恐嚇,但憚於民意,恐惹反感,未敢實行。本報同人此種敵後工作,甘冒自身妻子,以致朋友同事,犧牲生命,酷刑拷掠之危險,經過整整三年零八個月之長期驚心動魄,血淚交織,其艱辛悽楚之處,自信並不下於祖國前線後方衞國諸將士與義烈同胞也。此種思想心理作戰,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實質,重在裏層而不重在外表;其目的方法,乃使群眾心領神會,潛移默化於無形。本報同人是否漢奸,是否叛國,有淪陷時期本港廣大讀者可資證明,有集中營內盟邦友人可資證明……。更試就淪陷期中,粵港每一難胞加以詢問,華僑日報是否漢奸報紙,本報同人亦深信此一詢問必獲否定的答覆;但若斷章取義,尋瑕抵隙,則不獨本報全體同人不免,即整個淪陷區內以至鄰近之中立地帶(例如澳門),亦將無一完人。……」

(鄭明仁,資深傳媒工作者)

(《信報》二O一六年五月四日)

(剪報圖片來自Ming Yan Cheng臉書二O一六年五月四日)

岑才生遺照:

報業公會名譽會長岑才生早上在養和醫院離逝(報業公會網頁)

岑才生去年十二月仍有出席華僑日、晚報團年飯商台新聞)

岑才生2003年曾獲中大頒發榮譽院士(中大網頁)

(來源:商業電臺網頁二O一六年四月廿七日)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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